陈永涌 、任梓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

　　[摘要]本研究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视角，分别从社会表征理论和话语分析两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机制。具体而言，在社会表征理论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表征，是在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条件下、以锚定和物化为两种基本的社会认知机制，具有社会共享性和行为差异性、社会根源性和行为说明性、相对稳定性和长期动态性等特征;在话语分析层面，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解构、话语转变和构建话语体系三个方面分析，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区分“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使用情境差异，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具象化，提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要兼顾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统一。从社会心理视角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机制，有助于从“心”出发，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社会心理学; 社会表征; 话语分析

　　[作者简介]陈永涌(1984—)，女，青海互助人，博士，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心理学、积极心理学。任梓荣(1993—)，男，辽宁沈阳人，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心理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青海少数民族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动态测评与促进研究”(项目编号:CMA170246)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团结各族群众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思维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1]近年来，学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研究领域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维度。

　　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情感、态度、评价和认同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2]严庆、平维彤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大一统”的思想，继而向新时代和全球化场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转型与跃升。[3]以发生与发展的视角探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起和发展历程，为厘清思想内涵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基础。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核心。针对其理论内涵、逻辑结构等不同方面，研究者从各自领域对其进行阐释。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们对其本体的认知和反映，包括概念认知，也包括认同归属、理论解读与阐发。[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必须包含国家、族际关系以及国家社会发展道路认同等有利于民族政治体系发展的民族意识。[5]

　　其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王延中提出建设学科、学术、话语体系，铸牢思想基础、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完善民族宗教政策等具体举措。[6]宫丽提出整合文化资源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和基础、培养文化认同是关键、遵循文化规律是必然要求的方法路径。[7]

　　以上三种视角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意识进行探究，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起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探寻更多的理论支柱。

　　二、社会表征理论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世纪60年代，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在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集体表征”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社会表征”概念，即社会表征是一种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实践体系，具有双重功能。首先是建立一种秩序，使个体能够在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掌握它;其次，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交换代码，对他们的世界、个人和群体、历史进行分类的代码，使社会成员之间能够进行交流。[8]这一概念说明社会表征同时具有适应和交流功能。通过对社会表征的解析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被理解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表征。乐国安将社会表征定义为“集体成员通过沟通形成的关于特定社会对象的社会共识”。[9]据此，从社会表征论的角度，可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解为中国全体人民通过从古至今的交流交往交融形成的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共识。以社会表征理论为着眼点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剖析，可以更好地探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每一位公民的重要意义。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表征认知机制

　　社会表征理论以社会认知过程及其相关机制为重点，阐述了集体认知是如何通过交流产生转化的。一方面，所有的人际交往都是集体认知，即以社会表征为前提;另一方面，个体和群体通过社会交往和交流产生社会表征。社会表征的产生主要包含两种基本社会认知机制:锚定和物化。同样，以社会表征的角度去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也离不开锚定和物化这两种关键机制。

　　锚定是一种文化同化，是外来社会表征有机融入原有社会表征，形成新的社会表征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简言之，锚定是将陌生的观念融入既有观念当中，成为社会参照体系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表征，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同观念不断融合形成的。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一统六国，秦汉时期中原和周边民族兼并、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和融合，隋唐时期使节互访，宋元时期疆域拓展，明清时期经济文化高度交流，中国“大一统”的观念逐渐内化于各族人民的心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形成源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抗争。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陷入丧权辱国、外族入侵、战火不断、国穷民困的水深火热之中，谋求国家统一、民族解放的情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物化是通过将未知转化为可以感知到的具体事物，是一种抽象概念的具体化。物化是锚定的延续，是比锚定更加活跃的过程。相较于锚定在我们每次面对新现象时的自动发生，物化需要进行更多的意识加工才能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可感知的事物。例如，当媒体将特定的台风、洪水或干旱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时，抽象的现象就被物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的跨代集体意识，是一个认知过程和社会化过程，这种意识决定了我们的互动和行为方式。当熊猫、长城、武术等被视为中国的象征，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同的骄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被反映在可感知到的具体事物上，完成了物化的过程。这一物化的过程，自中华民族出现以来就从未中断。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五星红旗作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的制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进一步物化的过程中得到了稳固和升华。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表征要素分析

　　社会表征具有三种典型的要素，即社会共享性与群体差异性、社会根源性与行为说明性、相对稳定性与长期动态性。[10]同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这三种要素。

　　第一，社会共享性与群体差异性。社会共享性是社会表征的最重要特征。社会表征是社会或群体中不同类型的集体认知、常识或思维体系，是由社会制定的，被同一组织群体内的成员所共有，是群体成员交流与沟通的基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群体，其道德规范、科学文化、世界观、意识形态、神话等作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全体人民所共享，成为中华民族共有意识的一部分。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从西北高原到南国海岛、从东北平原到西南密林养育着56个民族，区域和民族作为构成中华民族大群体中的小群体，拥有独特的文化、信仰、历史和传统，作为中华民族意识独特的组成部分，体现着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群体意识为社会全体成员所共享，又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第二，社会根源性与行为说明性。一方面，社会表征主要源于互动和交流，也源于经验基础以及传统和教育中传递的知识、信心和思维模式等。也就是说，社会表征是在互动中产生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根源性。另一方面，社会表征一旦确定下来，往往会影响群体中的成员，继而影响人类的行为和社会交往，即行为说明性。因此，社会表征不仅仅是人类行为主体对其社会作用的产物，在本质上同样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社会表征，萌芽于“大一统”思想，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将“多民族”整合为“中华民族一体”的机制与纽带。[11]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近现代探索形成和激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当代奋斗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范了中国各民族的道德准则。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社会性行为是相辅相成并相互影响的。

　　第三，相对稳定性和长期动态性。社会表征作为一种群体成员共享的知识体系，同时具有行为说明性，是社会中个体的行为规范准则，所以社会表征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社会表征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社会表征是静态的，随着个人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加深，对某一固定问题直接经验的日益丰富，社会表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动态变化的。正如社会表征可以被看做是通过交流发展起来的“运动中的思想”。[12]近现代以来，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与以往也有了本质的区别，如同样作为广义的民族共同体成员，封建王朝时代称为“臣民”或“藩民”，而近现代则称为“国民”或“公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深刻内涵。历史上每一个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不同的内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又具有长期动态性的特点。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表征逻辑建构

　　首先，要明确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并达成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的是这一群体的整体性特征，即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并且强调该群体中成员间的联结方式，而不仅仅是群体成员的身份归属。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更大的范围上将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同胞在心理上维系在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除了具有共同的群体归属之外，还具有利益相关、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深层意蕴。因此，应尽快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达成共识。

　　其次，在概念使用上明晰“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使用情境差异。“中华民族”这一社会表征是在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等历史进程中民众自发产生的社会表征，是自下而上的建构模式，有着广泛的认知度，深入中国各族人民的内心。与“中华民族”的社会表征建构相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是自上而下的，先有概念，进行诠释，再借由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向公众传播，以形成群众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在词语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易造成混淆和使用上的混乱。因此，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表征的这一特殊性，更需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使用情境进行界定。

　　最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具象化。社会表征的实现依赖于概念的具体化，即通过能够直接感受的形象或有形物起到作用。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通过拟人化和隐喻等具体方法，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被各族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可。应充分发挥各族群众的生活智慧，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间故事、生活情境和话语方式进行结合，对其物化形态进行丰富。对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比喻和类比进行收集和凝练，用一系列贴近生活的事物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重现，做到“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1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表征，是在社会互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社会表征的相关理论为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历程展示了新颖的社会心理学视角。

　　三、话语分析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社会表征理论辨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表征，从历史发展的维度进行纵向探析。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则更注重对理论进行思想核心的探寻，是以话语分析代替数字逻辑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具来审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各个命题，并试图重新建构社会心理学体系的一种新的尝试。[14]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更偏向于对世界进行建构式的解释:一方面，人们需要通过自身的叙述来描述他们的世界;另一方面，话语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对于世界的构建是由内而外的。因此话语分析视角是从理论纵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阐释。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解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意涵，并形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定势，以同质性的文化价值作为纽带的民族文化共同体。[15]中华文化是承载各族人民精神追求的文化统一体，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兼容并蓄形成了独立于文化之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体系。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是维系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内核和动力。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族利益共同体。经济学科领域认为，利益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利益产生的，是参与社会利益竞争的整体，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是其基本特征。[16]共同体的利益目标与成员的利益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都离不开各民族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各民族共同利益越多，国家就越稳定，各民族就越团结。中华民族的最根本的共同利益是追求团结统一，在此基础上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实现共同繁荣。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族命运共同体。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具有在共同历史渊源、现实利益以及未来愿景之上，在互相交往和影响之中经历和分担相同命运的共同体。[17]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处于亡国灭族的边缘，中国各族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同仇敌忾、患难与共，迸发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共识，共同团结奋斗，构筑了一个守望相助、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团结一心的命运共同体。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转变

　　“民族”概念首先形成于西方社会，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内在和本质的联系。[18]以目的作为划分手段，其大体上可以被分为社会民族和政治民族两种形态。社会民族是基于长期的共同生活，在历史变迁中自然形成的，而政治民族则是为建立现代国家而构造的民族。[19]“中华民族”一词是在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中华民族即是在追求构建中华人群现代国家的背景下“诞生”的。

　　首先，围绕“中华民族”的话语解释从未中断，并产生过颇多争议。对于中华民族能否等同于汉族是在“中华民族”提出之后产生的第一个争议。中华民族最初仅仅指代汉族，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诠释中可见一斑。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对“民族”概念认识的加深，“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的旧有观念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五族共和”“民族融合”等观念。由此可以认为中华民族绝不仅仅是汉族一族，而是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共同组成的“自觉的民族”。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0]不同的是，许纪霖认为中华民族并非是一个有实证依据、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实体”，而是一个晚清之后被重新建构的、想象性的“民族虚体”。[21]由此可见，学界关于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民族实体仍存争议。每一次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都拓宽了其话语深度，使其更加丰富饱满，也更为大众所接受，并且“中华民族”的内涵阐释依然在路上。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是对“中华民族”争议作出的回应和超越。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表明中华各民族不是简单的机械构成，而是有机结合。同时也否定了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的错误观念，强调了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组成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共同体”的话语体系显然要比“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拥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以宏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来理解中华民族，更能体现各族人民休戚与共、命运一体的特点，是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补充与超越。

　　(三)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

　　话语是交往交流的前提条件，是主体间沟通交流的言语行为。社会中的话语总是存在一定的体系。其不仅是语言符号体系，更是言语内容和理论知识体系。[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诠释需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进行诠释。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社会的急剧变化为民族工作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资源，丰富了民族工作的理论创新的宝库，同时它也呼吁建立一套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新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及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不断创新，不断趋于完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多角度、多领域研究已经形成了很多优秀成果，但构建以此为基础的话语体系，仍需要进行大量工作。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形成与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精髓相适应的话语体系。[6]学术话语体系应该紧跟时代步伐，推陈出新，准确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的新思路与新进展，进一步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应重视吸收心理认同场和文化心理场的理论和方法，为今后的民族工作更好地被大众接受、认可指明方向。这种特有的话语体系不仅要“高大上”，同时也要“接地气”，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传播。因此，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要兼顾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既要有理论深度，也要平易近人。

　　四、结语

　　社会心理学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社会对个体的影响以及社会群体。中华民族的本质是一个特有的人类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群体认同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表征的产生与嬗变，包括了以文化同化为基础的锚定和抽象概念具体化两种过程，同时兼具社会表征的求同存异、因果循环、稳中有变等特点;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进行解构分析有助于透视其形成过程、变化路径和发展方向。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机制，有助于从“心”出发，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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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姓名：陈永涌 任梓荣 工作单位：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