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库3月22日战略预测：高质量发展要杜绝“改天换地”

　　“十四五”期间，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将是新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强调生态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成为新时期的发展理念，还会成为长牙齿、有约束力的发展要求。

　　不过，这些发展理念要真正转化为全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行动，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对于区域经济差别很大的各个地方来说，短时期内难以找到新的增长点，也很难完成经济新动能的切换，这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在选择发展路径时，很自然地选择了过去习惯的发展模式——大投资、大基建、大项目、大工程。这种路径依赖的共同特点是，希望用比较粗放的大建设方式，在短期内创造出发展热点，扭转地方经济的颓势。

　　观察国内市场不难发现，即使在中央再三强调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背景下，一些崇尚大建设的发展思路，仍然时不时地涌现出来，通过舆论发酵成为热点话题。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发展大计虽然并未经过严格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但由于有地方利益的加持和推动，再加上有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参与，往往会形成有不小影响力的舆论，再加上一些推动者的游说能力，常常对公共政策的形成产生不小的影响。

　　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20多年的追踪研究中，曾看到过多个类似的例子。比如建设内陆核电站，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都曾经大力推动，从地方利益和核电产业出发，理由都十分充分。只是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内陆核电站建设事宜才开始减弱。再比如一些西部省份和基建国企大力推动的“红旗河”超级工程，计划在青藏高原的边缘打造一条长度达到1000公里的隧道，每年从雅鲁藏布江引水150亿吨注入西北，号称能使“西北沙漠地区繁荣昌盛，让新疆变成中国版的加利福尼亚”。这一超级工程需要将青藏高原凿穿，打造一条从青藏高原延伸到新疆地区的超长地下隧道，相当于建造5个三峡工程，最少耗资1万亿元，堪称“逆天工程”。

　　如果说上述两个工程离决策还很远，渤海跨海通道这一超级工程则在地方政府和中国工程院的推动下，得到了国务院的前期背书。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即烟大海底隧道)计划在渤海底修建一条海底隧道，从大连旅顺经蓬莱到达烟台，整条隧道全长123-126公里，隧道内将由动车执行运输任务，设计时速为250公里，运行速度能达到220公里/小时，届时从烟台到大连只需要40分钟。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估计，工程总造价大约在2000亿-2600亿元之间，不超过3000亿元。2014年8月19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提出“下一步要加快推进渤海跨海通道工程前期工作”。幸好国务院的批复只限于“前期工作”，否则一个风险未知的超级工程又将上马。

　　涉及山东的超级工程不止一个。早在2005年，曾有山东省官员提出开凿一条“胶莱人工海河”的计划。该计划提出，沿原胶莱运河开挖“长130+20公里(包括入海口向海洋延伸的10公里)，宽1000米，主航道宽300米，水深12米”的海河方案。其目的有二：一是改善渤海生态环境，减少渤海的污染，二是提供海上航运价值，节省绕行山东半岛的时间。该计划估算，从青岛港到天津港，途经运河的航线能节省约420公里，以轮船的经济航速12节(约每小时22公里)来计算，能节省19小时，约减少一半的航行时间。从上海港到天津港，途经运河的航线能节省174公里，以12节船速计算，能节省8小时。

　　“胶莱人工海河”计划提出后，得到山东省省级和其他各级领导的支持，这个方案曾被提到山东省的两会上，也作为提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山东省还组织了专家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赞成此议案。

　　然而，这一改天换地的工程也引来了多位学者(大部分是山东之外的学者)的质疑，包括：(1)来自黄河三角洲的泥沙淤积河道;(2)运河中的海水倒灌，污染山东半岛稀缺的地下淡水;(3)风暴潮会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向运河。南京大学的海洋地质学家王颖院士提出，“来往天津、唐山港的大吨位远洋货轮，起不到这个作用，因为有通过庙岛群岛的深水航道，它不会改走莱州湾的浅水区。”她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来的南北胶莱河每年有8亿立方米的淡水，这在连饮用水都缺的胶东半岛非常珍贵，在胶莱海河把海水引进来后，原来的8亿立方米淡水会怎么办?还有学者指出，胶莱人工海河设计1000米宽、主航道12米深太过分了，对自然界的改造太大。1000米宽度量级的河流，相当于南京一带的长江宽度，12米深的河道引入海水，对山东半岛的生态影响将难以估计。如此“霸道”的规模，远超世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宽>152米)和苏伊士运河(宽>280米)。

　　从科学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角度来看，上述超级工程的“不可行性”并不难识别。为什么却在中国屡屡登上决策轨道呢?在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看来，这种情况与以下原因有关：(1)信奉超级工程、改天换地的理念，在国内仍具有强大的惯性，形成了发展理念上的路径依赖。(2)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掌握了绝对的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地方政府是重要的推动者。在上述案例中，中央政府在大部分时候扮演了更加明智的制衡者角色。(3)重大工程的决策过程中，比较严重地缺少公共参与和科学参与。实际上，经历了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后，国内在重大工程决策中的公共参与就削弱了很多。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时期，中国要秉持新的发展理念，奉行新的发展实践，要杜绝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改天换地”理念主导重大建设的决策。中国未来需要的发展，应该是更加尊重自然环境和自然规律，避免大规模粗暴地干预自然。

（来源：安邦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