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中国以大国姿态走向国际化，需要民间智库
王辉耀: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原标题：中国以大国姿态走向国际，需要民间智库建言献策
《中国慈善家》：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归纳建设新型智库的意义，提出发展目标。有人就此认为民间智库的“黄金时代”来了，你认为这种判断准确吗?
王辉耀：我觉得应该是迎来春天，“黄金”好像是在说商业机会。事实上近些年政府越来越重视智库发展和建设。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此次中办、国办印发这份《意见》是中宣部搞的，吸收了方方面面的意见，我觉得对未来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它提出的目标是，官方智库与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其中社会智库就是指民间智库。
《中国慈善家》：现阶段中国智库的发展情况如何?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辉耀：美国绝大多数智库都是民间智库，中国智库大致分为官办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三大类。官办智库在90%以上，民间智库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独立性”是民间智库的优势，但也正是为了确保这种独立性，从总体生存状态来看，民间智库还很弱势，具体体现在人才不足、资金缺失、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等方面。
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关系应该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主要是互补。协助政府做某项政策研究，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都可以拿出自己的研究结果，政府会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多方参考。它们的关系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同样的关系，都是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慈善家》：根据你的观察，中国智库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位置?与整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是怎样一种关系?
王辉耀：相对于西方世界的知名智库，中国智库的世界影响力较小，与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极不相称。美国《外交政策》曾登出的一份报告中列出了全球7大区域13个地区政策话语中心的名单，北京上海都未列其中，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可见一斑。
先不谈像欧洲那样开展跨国研究，即便是在与中国有关或由中国政府发起的，如朝核六方会谈、成立超主权货币概念等议题中，中国智库也很少能进行及时、深入的思考，并与政府在国际上的声音相呼应，这实在令人忧虑。
相对于中国的崛起速度，中国软实力的输出相对落后，难以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寻求积极作用的努力相呼应。出现这种状况，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低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慈善家》：美国的智库比较发达，国际化程度很高，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辉耀：国家大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有智库来支撑，这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和体现。美国智库之所以特别发达，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全球关注，因此，它的政策要得到充分的研究论证。当然，还有一个是体制基础。美国是两党制，很多政府官员退下来后，会到智库里面养精蓄锐，积累跟现有政府的紧密关系，这使得他能在智库里永远保持超前瞻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总体上看，特别适合智库的发展。
《中国慈善家》：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为何近些年中国民间智库也出现了渐热的态势?
王辉耀：中美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类似的地方是，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经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而大国崛起必有大国智库，所以，这是市场需要，这种需要是迫切的。第二个，美国有两党的机制，有反对党，有议会辩论，中国国情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协商民主，现在我们在不断加强民主建设，而智库成了新的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方面。相当于除了民主党派以外，对参政议政的协商、决策模式多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补充，这比较适合中国特色。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政策一杆子到底，一个决策下去以后影响很大，决策需要更多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论证，民间智库满足了这种长远需求。此外，无论是打造国家软实力，还是国际化人才需求，抑或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大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都需要民间智库建言献策，因此，也必须建立大国智库相应的体系。
《中国慈善家》：你所说的大国智库体系是怎样一种形态?
王辉耀：从智库长期发展或者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民间智库应该大力发展，给出一些政策层面的和可发展的环境的支持，这取决于思想产品是不是一个竞争市场。如果思想市场形成，中国智库格局体系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全局发展的态势。
《中国慈善家》：民间智库发展要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并走向国际，需要大环境做出哪些改变和调整，或者说，需要政策上给予哪些支持?
王辉耀：首先需要支持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智库的优先发展。民间话语的兴起对中国在国际上夺取话语权至关重要，民间舆论可以扭转精英们单独作战的不利局面。代表民间智慧的中国民间智库将在中国决胜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权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着重培育智库的国际化力量，可以制定国际研究领域的智库优先扶持发展的政策方针。人才方面，政府可优先支持智库的国际化人才建设，例如将智库组织纳入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引才主体体系、放宽来华留学生毕业实习和工作的政策等。同时，打破人才体制内外流动的限制，构架促进学界和政界之间良好交流的“旋转门”机制。
《中国慈善家》：资金来源方面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破解?也可以走向国际化吗?
王辉耀：资金问题确实是民间智库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但解决办法并不是国际化，而是要多元化。政府可以进行更多购买服务的尝试。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比如美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家做慈善会选择支持基金会或者智库，像布鲁金斯、洛克菲勒、卡内基都是这种情况，但我国企业家对公益慈善的认知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是捐一个教学楼，或者抗震救灾捐款捐物等等。实际上，如果资助一项政策研究，可能惠及千千万万的人，这种影响力是深远的。当然，直接的救灾扶贫需要企业家们来参与，但我们也希望能出现更多有情怀有高度的企业家可以看到民间智库发展的意义。
《中国慈善家》：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民间智库自身需要做哪些建设?
王辉耀：五个方面，包括研究领域的国际化、研究视角的国际化、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影响力的国际化以及传播方式的开放性。
《中国慈善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国际化方面做了哪些具体探索?
王辉耀：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国际化视野”，提出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问题。我们有一个优势，我是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所以CCG有很多国际化人才。我们研究的都是国际化课题，比如国际人才的相关研究和政策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和推动。我们发布了两大蓝皮书，一个叫国际人才系列蓝皮书，一个叫国际企业系列蓝皮书。此外，我们一直有国际合作，比如我们跟亚洲协会，跟布鲁金斯等很多机构都有合作和长期交流。再有，CCG在研究方法、模式上也国际化了，这些都是智库国际化很重要的方面。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5年8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