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纯如：康德对自由的捍卫与辩护——评《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康德自由论》
康德哲学博大而精深，思想恢弘而深邃，随着时代的渐进经久而不衰、历久而弥新，汇集与储存着前人的各种哲学之“思”，又通过加工熔炼而创造出诸多新的智慧与思想，发人深思与求索。由此，凡进入哲学门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地会受到康德哲学思想的润泽与熏陶。
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在第三个批判中指出了确立他先验哲学体系的构架。那就是通过人的全部心灵能力，即认知能力、评价能力(兴趣和缺乏兴趣的情感)、意志能力(欲求能力)，作为建构他先验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与这三种能力相应的，是知性、判断力和理性。与之相应的先验原理，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义务性(最后目的)。与其产物相应的，是自然、艺术、道德(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过知、情、意来建立真、善、美的先验哲学体系。但康德在创建它的哲学体系时是深受古希腊大哲柏拉图“两个世界”的思想影响。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感性世界)和“可知世界”(理念世界)。这就影响了康德将“世界”二分：以自然概念的领域作为感性世界，以自由概念的领域作为理性世界。在感性世界中，他要为科学知识的可能性给予哲学的确证，这是理论哲学的使命。在理性世界中，他要实现人的崇高目的，即道德的“至善”，并且也就是在这里，要为形而上学留有位置，特别是为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给以说明，这也是实践哲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自然概念的领域与自由概念的领域的联接，必不可少的还是需要判断力的功能。由此，在康德构建其先验哲学体系中，就凸显了“自然”和“自由”，并将其作为两大基本领域置于他的先验哲学体系之中。
自由概念被康德看作实践哲学体系的“拱顶石”，它也是实现先验哲学最高或最后目的“至善”的“桥梁”。虽然理论哲学论证了科学知识的哲学基础，但它却破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在认知中的存在，虽说它彻底地摧毁了神本的形而上学，但康德也意识到哲学中还不能没有形而上学，特别是以人的理性(自由)作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虽说形而上学是超验的，但它关系到人类需要有最高理想的目标、最后目的的追求以及作为经验根据的本体之犹存，否则最终原因也难以确认，起码它是人性的自然倾向所必须的。黑格尔也指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看不到形而上学——就像一座从前形形色色地装饰了的神庙，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如此，康德认为不能因噎废食而抛弃形而上学，应试图建成科学的形而上学。然而，康德想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实质上就是想确立“以人为本”的理论，是以“人本”(理性、自由)来取代“神本”在哲学中的地位。“人本”并非是“凌驾”于“经验”之上的“科学的科学”，而是使它自身作为先验的本源的理念，既独立而又融于“自然”、“经验”之中，并为实践哲学所体现。但科学的形而上学确立的理论基础，只有纯粹理性作为实践的自由意志才是可能的。这样，必须实现自由理论的先验化、本源化、本体化及其价值的实现诸方面的论证，这也是康德自由理论实现自身完善化之根本所在。从实质上说，这种论证就是对自由概念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证。然而，这正是我们哲学界对康德自由理论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或者是没有引起特别关注的方面。
令人可喜的是，青年学者胡万年在其硕博论文的基础上，著出了关于康德自由理论的力作——《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康德自由论》——对康德的自由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研究的工作。他将“自由”作为形而上学概念放在康德先验哲学乃至整个哲学体系之中，来考察康德是如何展开与展现对自由的捍卫和辩护的。我感到，这部论著是对康德自由理论作了新的理论建构与概括的一部可贵的颇有价值的学术之作。
首先，它表现了康德自由理论的系统性。而这个系统的基础就是自由表现为一个无限性的理念，是一个作为本体的理念。由此，作者是从自由作为形而上学概念首先是一个不可定义、不可理解的理性理念入手，从理论理性领域到实践理性领域，从自由的可能性、实在性和现实性及其运用等方面加以阐发的。这就体现了康德自由理论逻辑发展的层次性，即康德从形而上层面、本体层面、先验层面捍卫和辩护自由后，开始将自由运用于形而下的、现象的、经验的层面。这种层次性是以康德批判哲学提出的自由概念所呈现的不同内涵为依据的，即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与自由感。
其次，自由的层次性是关联着康德自由理论系统的内在结构的完善性。作者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三个二律背反的“解决”中看到了自由与必然的相融，间接地证明了自由的可能性，又从《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道德法则与自由的关系来确证自由的实在性。我们可以看到，康德把理性作为纯粹理性通过事实证明了它本身和自由存在的真实性或实在性。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序言中指出：因为如果它，作为纯粹理性，现实地是实践的，这样它通过行为(Tat，词此也有“事实”的含义)证明它和它的概念的实在性(Reali?t，中译本通常译为实在性)，而一切虚幻玄想(Vernünfteln，词此为故弄聪明之意)违反可能性，使它变为存在，是徒劳的。这表明自由概念的实在性是理性作为纯粹理性本身是实践的事实就已证明了的，不是靠理性的聪明玄想所能达到。这也表明纯粹理性对实践行为所产生的自发性而引发的因果关系使自由的真实性、实在性成为存在。这是说，自由的实在性本身就有体现其行为现实性的必然。如果说，自由的实在性是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事实确证的，那么，自由的现实性(Wirklichkeit)是在一般的实践理性中自由通过因果关系作用于自然并在自然中产生结果，实现自由与自然的统一。从词义上看，现实性(Wirklichkeit)源于动词wirken(活动、作用、生效)，是一个作用关系的概念，所以，它的本意是指一事物实效于另一事物的产生效应或效果。
再次，自由的经验运用呈现了自由现实性的结果。作者在论证自由的现实性是通过自由作为自然之因并在自然中产生结果的事实，来说明自由作用于经验世界并必然地产生现实性的结果。作者强调了自由在人的审美活动、道德行为、人性、历史政治等诸方面的运用。这表现了理性自由的实践运用，展现出自由现实性的价值。这方面是作者在文章中所要突出的重点之所在。
在论述方式上，该著述采用了双向性构成格式。这是说，既是从自由的形而上到形而下、从本体到现象、从先验到经验的发展历程;同时，又是从形而下、现象、经验反过来确证自由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地位，并进而证明自由的可能性、实在性与现实性的合理与合法性。这样，就把康德自由观构建成为一个具有自身发展、内在联系和自成系统的理论。这里，我们看到作者所说的康德捍卫并为之辩护的自由并非是从“认知”和“心理”的层面意义上讲的，而是置于“存在论”意义之上加以阐明的。这样，它对揭示人的存在的价值、尊严、责任和权利，以及开启后来哲学对自由的存在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但我们也要看到，康德哲学犹如一架庞大的机器，各个部件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的，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康德自由论是康德哲学整体的一部分，如何发展和创新康德自由论，是作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诚如郑昕所言：“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