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底层叙事：从代言到自我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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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岗：《底层叙事：从代言到自我表述》主要研究了1976年至2010年间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形象，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海内外对底层的各类研究，特别是分析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印度底层研究的思想与方法的演变，将精英与底层之间的“代言”关系用十分尖锐的方式表达出来了，为后面两个文学研究的部分提供了一个较为开阔的理论视野，无论是对作为精英的作家如高晓声、余华和王安忆在处理底层形象时所面临的困境所做的细致的解读，还是对“底层写作”不能不面临的纯文学焦虑和中产阶级趣味的讨论，都显示出作者一方面坚持从文学出发，但另一方面又不自限于文学，而是寄希望于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既可以把握住文学自身的艺术、形式和形象的问题，又能将这些文学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从而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作者简介：刘旭，男，1975年1月出生，多年来致力于底层文学研究，曾在国际A&HCI检索期刊《Degrès》(法国)、一级权威刊物《文学评论》及《二十一世纪》(香港)、《中国现代文学》(台湾)、《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天涯》等刊物发表底层研究及相关论文数十篇。2005年出版国内第一部底层文学研究专著《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2008年负责上海哲社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形象研究”。2012年负责国家社科项目“赵树理文学的叙事学解读”。

　　前言

　　底层研究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学、经济学纠结在一起，与文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应该不仅仅是跨学科问题，更多的还是文学性问题。所以，本书把偏重社会学的部分与偏重文学的部分分开，成为三部分，分别从理论探讨、文本研究、底层的代言与自我表述三部分，这样既能兼顾到非文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又不至于淹没了文学本身。另外，由于本书作者为文学研究出身，对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和哲学等相关学科的部分，可能会有种种错讹和臆想之处，请多多谅解和批评。

　　本书序章为底层概念及海内外研究状况。底层研究是上世纪末兴起的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本书涉及到底层命名问题、底层写作、底层研究及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有更大方面的中国农民问题，全球性的现代性等问题。诸多问题可能混杂一起，线索繁多，且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步，形成鲜明时代特征。这可能也是底层问题的复杂性的表现之一。从底层概念来说，本书认为到目前为止，底层仍然是一个无法精确地进行学术概括的概念，它可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或几个阶层，也可以是一个位置，它的能指与所指在不同的群体和社会及状态下处于滑动之中。各国、各流派的底层问题研究者的底层定义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每个时代，底层都包含着不同的群体，如美国的底层阶级主要指有色种族，印度的底层主要指贱民，葛兰西的底层是与革命直接相关的概念，相关的底层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理论支持也不同。

　　第一部分从相关理论及文学文本的表层分析其反映的社会现实及其社会意义和价值。共分为四章，为底层研究的社会理论资源的研究。底层问题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关注以来，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关注，都表明了底层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第一章、第二章主要从精英主义和精英意识批判出发分析马列主义等相关社会理论，这些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给底层的表述与代言带来了诸多的误区。第三章从现代性话语笼罩下底层的富裕标准出发，分析在西方中心主义及现代化道路的唯经济论对底层的生存状态的误导及造成的底层人格的异化。第四章对底层写作的重要部分三农文学的整体分析，旨在说明三农问题作为中国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但对其的关注却很不平衡，相对于学者对城市文化和西方化文化现象的关注，对三农的关注还是太薄弱了，在文学方面，三农写作同样面临很大的问题。获得真正的三农经验是推进三农文学及三农文学批评的关键要素，面对西方的自我病态化是当前知识者需要纠正的首要问题，作家和学者都需要树立一种健康的东方思维，抛弃一个世纪以来的以西方为标准的自我病态化心理，立足中国实际提高知识者的精神素质和思想境界，本章还说明了一些积极且真诚地关注底层的作家在精英意识的左右下对农村现实的误判，及对底层文学的应有深度的损害。

　　第二部分分为六章，是本研究的重点，即具体分析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形象。第一章分析文革结束时的农村文学，以茹志娟和张一弓为例，两篇文革反思小说是同期小说的佼佼者，但是他们的盲点在于将文革的结束当成了整个苦难的结束。实际上，在小说中，受文革之害最深的农民并未真正进入作家的视野，底层苦难的结束也成了一厢情愿的幻想，说明这时的农民形象是与底层意识完全无关的人民化底层，是工农兵文学的延续。第二章分析高晓声的农民形象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笼罩之下的产物，而且比起鲁迅，高晓声把农民高度单一化、本质化，代表着一代农民作家的悲哀，也代表着80年代知识分子为纠正“极左”而“去政治化”的误区，把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过于神圣化了。第三章对余华的研究，是从一个作家的精英意识和庸俗的中产意识出发，发现那种消费主义的世俗观念对作家的左右和损害，对于余华来说，他作品中底层形象的不断变化，意味着一代作家的面对社会的无立场，或者在自由主义市场的影响下，以利益或潮流为立场，造成作家的精神立场的丧失。第四章在对王安忆小说叙事方式的分析中，则可以发现一个成就较高的作家在不少作品专门书写底层的情况下，90年代后进入一种更有主体性的创作状态，底层形象的内涵就变得很复杂，但更多的是越来越多的边缘化，当作家的自我不断膨胀之后，对底层的表述和代言就淹没在女性主义叙事之中。第五章自我底层化与跨国底层则从感觉上的“自我底层化”和到西方淘金的“自我底层化”，分析在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化唯金钱论笼罩下，不少中国的“非底层”也变成了底层，这种心理上的扭曲和人格的异化是尤其需要反思的。第六章底层的审美观则有一个较大的发现，即越不被大家注意的问题越能暴露作家潜意识中的精英意识，当代第一流的作家张炜、王安忆、刘恒都难脱此阴影的笼罩，在说到底层人物在当代社会的种种不平的时候，往往不易觉察他们的精英意识，但在审美观上，即什么是美，包括漂亮的衣服、漂亮的人的定义上，却不经意地暴露了这些非常关注底层的作家在内心深处与底层的疏离。

　　第三部分分为四章，是底层写作理论上的探讨，集中于底层的“代言”和“自我表述”问题。这一部分更多地探讨在底层表述这一层面底层被代言的可能性，并由打工文学进一步探讨了底层的“自我表述”的问题。第一章把底层写作与现实主义、纯文学、大众文学，以及阶级理论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从1980年代的纯文学开始，到先锋文学、新写实，再到90年代的个人写作、身体写作等，暴露了一个越来越不容乐观的文学发展趋势，即在当前的现代化道路下，一方面是作家抛弃了面对社会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底层文学中的工人和农民显示出严重的原子化倾向，即过度个体化，已经不相信集体斗争，所以更容易被资本各个击破。这也是底层文学放弃了希望的重要原因之一，多数底层表述变成了苦难的简单展示，而深刻的思考消失了。打工文学更是如此，在展示自己的苦难的同时，从没有表现出真正的斗争可能，集体斗争更是少有提及。即使有集体斗争，其目的也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马克思主义时代那种联合起来砸碎镣铐的愿望再没有出现过。

　　第二章打工文学的研究是底层研究的一个突破性进展，把打工文学与其他类型的底层写作相对照发现，打工文学已经突破了知识分子“代言”的藩篱，打工文学是打工者自己的写作，而且写作者兼有农村与城市的双重经历，这批作品不仅对反应当前社会问题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底层写作史上也有着非凡的价值，因为打工文学说出了打工者自己的困境和心声，是底层的少有的“自我表述”;再者，打工文学在全国数量巨大，因为2亿打工者，有写作能力的至少上千万，他们的写作，直面底层的生存，是典型的“我手写我口”的自我表述之作，这种“在生存中写作”，为底层的自我表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第三章从日常生活角度分析打工文学的“在生存中写作”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涉及到斯科特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和“弱者的反抗”等问题，并与现代性话语相联系，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对底层的自我表述造成根本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对打工者的人格造成严重的异化，因为研究发现，打工文学的文学性相对较低，思想性同样相当低，里面充斥着对现代的富裕生活的向往，甚至不择手段、弱肉强食也被当成个人致富的正当之路，这些与现代性话语的阴暗面同构的思想，也暴露了底层自我表述的重大问题所在，他们所表述的是他们自己的思想还是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是不是仍然需要知识分子来代言?是不是如马克思主义当年所说的一样，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

　　第四章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借鉴了印度底层研究的最新成果，希望底层文学/打工文学/三农文学能够具有面对西方的反思精神，即反思现代化道路的殖民特性与西方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本质，要从自身的与现代性相悖的体验和聆听“细语”中寻找反抗的资源。

　　结语部分总结了底层研究目前的整体状态，认为由知识分子写作到打工文学，似乎暂时可以说已经找到了一条的底层“自我表述”的可能之路。当然这种“自我”表述还存在着太多的问题，它还多停留在自发状态，自觉的思考只是偶尔闪现，又淹没在对现代“成功”的追求和无边的苦难之中。知识分子化底层写作的那种宏大叙事很少在打工文学中出现过。同时，本书认为上述对文学的“文学性”的判断，可能仍然存在西方化问题，底层文学的“文学性”是否适合在知识分子化的价值体系之内来评判，很难做出回答。但我们在文学标准上我们也要警惕唯西方化的单一向度思维。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