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民：鲍莫尔病：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对“成本病”的认识，决定了应对“成本病”的行动及其策略。不合理的“诊治”，往往会带来看不见的危险。

 

“成本病”是“病”吗？

 

伟大的经济学家鲍莫尔先生，半个世纪前抛出了“成本病”这一重磅经济学概念。那时的美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黄金增长期。

然而，从政府官员到经济学者，再到普罗大众，对“成本病”充满了断章取义式的误解，也就很难作出全面且正确的回答与诊治。幸好，鲍莫尔先生著述的中文版《增长的烦恼：鲍莫尔病及其应对》及时出版了，或许有利于止住似是而非的危险认知的肆意蔓延。

 

成本病本质：不平衡增长的烦恼

 

不可否认，“成本病”是一种烦恼。1817年，演奏一场莫扎特四重奏，需要四个人同台八分钟；2017年，还是需要四个人同台八分钟；再过一百年，恐怕也仍然需要四个人同台八分钟。但是，台上的演奏者，显然已不同酬，工资不可避免地大幅度上升。从行业视角来看，这就是没有效率提升作为基础的成本抬升。小到理发、快递，大到教育、医疗，几乎所有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都面临着这一“成本抬升”的烦恼，甚至据此被认为是“停滞部门”。

 

进一步地看，“成本病”是一种增长的烦恼。跳出难免狭隘的行业视角来看，音乐家、理发师、快递员、教师、医生，其工资的上升是以全社会生产率提升带来的购买力飞跃作为扎实支撑的，是完全负担得起的。遥想工业革命前，生产率提升缓慢，购买力提升也极其缓慢，人们的生活水平几千年来长期在原地踏步，“成本病”也就无从谈起。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生产率飞跃的第一个转折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感叹道，“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如今，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方兴未艾，全社会生产率爆炸式提升。“几乎每种商品的单位劳动产量都在增加，而没有任何一种商品的单位劳动产量在减少，那么就可以提供更多的东西供公众消费”。鲍莫尔在书中提到，“最保守的估计表明，2010年美国的人均购买力大约是其一个世纪前的祖先的7倍”。也就是说，1900年的普通美国家庭只能负担得起今天普通美国家庭享受的食物、衣服、住房和其他设施的七分之一。全社会生产率提升带来的“购买力提升”，让我们“愿意且能够”消费这些“成本不断抬升”的个性化服务，因为他们能维持高质量生活。

 

更本质地说，“成本病”是不平衡增长的烦恼。全社会生产率是提升了，但各部门间必然是不平衡的。有的部门提升快，因为可以由机器替代劳动，如制造业，但有的部门提升慢，甚至基本不提升，如服务业，因为这些部门没法用机器替代劳动，往往需要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进行面对面互动。这种不平衡是经济增长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不见得要视其为一种“病态”。“劳动节约型生产率的增长率是不均匀的，某些生产活动的增长率必然低于平均水平”。

 

实际上，鲍莫尔提出“成本病”概念的开创性论文，题目即为“不平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Macr oeconomics of Unbal anced Gr owth），但人们牢牢地记住了鲍莫尔成本病，却不经意间忽略了鲍莫尔的点睛之笔。

 

综上，可以认为鲍莫尔成本病本质上是中性的，恰恰是增长快的部门的生产率提升，某种程度上鼓足了我们的荷包，使我们“有余力”阔绰，从而购买增长慢的部门的产品和服务。这不是坏事，不必太纠结，鲍莫尔成本病更多地是一个帮助我们更好认识世界的经济学概念。从更好理解“成本病”本质的视角来看，中文版书名翻译为《不平衡增长的烦恼》似乎更为恰切。

 

“治”与愿违：不合理“诊治”的危险

 

对“成本病”的认识，决定了应对“成本病”的行动及其策略。不合理的“诊治”，往往会带来看不见的危险。

 

以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医疗为例。医疗经济学第一定律表明，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只要人均GDP增长，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就会以可预测的速度稳定增长。富国如此，穷国也是如此，与医疗保健支出如何分配无关。

 

这也是大多数人直观感受到的：医疗保健支出的数字增长如此惊人！震惊之余，误解甚至慌乱也就随之而来。

 

不明智的“政策处方”通常会把“成本病”治成更严重的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到，医疗保健支出的上升是“成本病”导致的，是经济增长中一种中性的现象，往往就会寻求其他的解释，如医院管理腐败、医生不称职等。相应的政策处方就是控制“成本病”的“成本”，在供给侧压缩医疗预算，导致这些服务供给数量的下降与质量的下滑，进而影响到全社会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提升。

 

看得见的是“控制”了日益抬升的服务“成本”，看不见的是牺牲了更加可观的潜在发展“收益”。

 

但要“看见看不见的”，谈何容易？因为“机会成本”是未被选择或者说是放弃了的东西，它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也就不容易被“看见”。多数人倾向于认为，眼见才能为实，“看见看不见的”不过是少数经济学家的花招而已。

 

补贴弱者：重点关注鲍莫尔病对穷人的非对称影响

 

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医疗、教育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成本病”是中性的，是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但是，消费这些服务的，从来都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

 

那么，对于社会中脆弱的穷人而言，“成本病”也是中性的、完全可以负担的吗？恐怕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技术革命带来的进步永远不是均匀普惠的。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穷人的生产率提升往往滞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他们所能消费的受“成本病”困扰的服务的增量也就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甚至有可能掉队被“甩出”。也就是说，对于脆弱的穷人而言，“成本病”可能更多的是烦恼甚至重负，成本日益抬升的医疗和教育会把这些脆弱的群体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仍然需要保持政策的理性。若寄希望于控制“成本病”的“成本”，似乎这样穷人就能消费得起，结果“猛药”不仅不能去沉疴，甚至还恶化了穷人的处境。这些服务的供给水平和质量都会随之下降，供求关系进一步紧张，穷人能“消费”到的份额反而比现在更少了，而优质的医疗、教育服务对提升穷人乃至其后代的人力资本都是至关重要的。

 

若彻底理解了“成本病”，对其形成机制和本质能有通透的认识，那么就有希望采取正确的行动，即在需求侧对穷人进行必要的补贴。这是因为，穷人的脆弱根源在收入上，而不是“成本病”导致的。

 

 

（来源：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网）